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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奇一生 曾国藩传经典 篇一曾国藩:事不拖,话不多,人不作
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曾国藩的半部家书,也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曾国藩的做人做事之道,集中体现在这九个字里:事不拖,话不多,人不作。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农家子弟出身,最终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进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整个清朝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并在晚清恶劣、剧变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而退,去世之时获得清廷国葬的最高优待,还让子子孙孙都能获福。
这个人就是曾国藩。毛泽东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曾国藩的半部家书,也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曾国藩的做人做事之道,集中体现在这九个字里:事不拖,话不多,人不作。
事不拖:一勤天下无难事
曾国藩说: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大多数人一辈子平庸,只因懒惰。梅兰芳最初也资质平庸,但他不甘于此,勤学苦练,终成一代宗师。
庸人败于懒惰,天才却输于狂傲。李自成勇猛有才略,起义称王,却因胜利滋生骄傲,最终惨败。
曾国藩在军中时,要求自己早起,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环境,他一定“闻鸡起舞”,练兵督训,办理各项事务。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 “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言传不如身教,曾国藩就是这样影响手下的幕僚、将领的。不管是个人修行还是管理团队,这一点至关重要,要给周围的人和下属做一个好榜样。
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他还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曾国藩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曾国藩还有个好习惯就是写家书:据说曾国藩仅在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教育弟弟和子女,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曾家后人人才辈出。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还是为人处世,一勤天下无难事。
话不多:为人处世的第一等功夫
嘴茬子厉害未必是好事,留起一些话,也是一种境界。
说话需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要把自己置于进不可攻,退不可收的境地,一个剑拔弩张、喋喋不休的人,往往是浅薄俗气、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的人。曾国藩说: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聚守口,独居守心; 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禁大言以务实。
在生活中,精辟的、有价值的见解才能受人欢迎,泛泛空谈则招人生厌。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俗话说,“祸从口出”,立身之事,最忌的就是轻浮和自满,从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为了自我夸耀而撒谎吹牛。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灾祸,而来也会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人,最终都难成大事。
人不作:有智者,方圆有度
不作,就是要把握好“度”。曾国藩家训中有一言,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此举可谓福不可受尽也。在为人处世中,事事断然不可冒进直击,当拿捏有度。
纵观历史,不乏才华横溢者因“作”而遭贬谪,丢命,比如水浒里面:牛二面对杨志,喊你来砍我啊!结果是一刀毙命!或许,有时一味的直与进看似一种忠贞、一种激昂,但如能审时度势,掂量片刻,就会发现,某些场合下,与其相对的软与退也不失为另一番智慧。
韩信的胯下之辱,苏武的茹毛饮血,是在掂量完小辱与大节后的以退为进;东方朔的机智幽默,春秋晏子的巧言诙谐,是在掂量完直言与婉言后的迂回才能,而魏徵的刚毅纳谏,狄仁杰的清廉直抒,则是在掂量完君心与民意后的激进慷慨。无论是以退为进、迂回婉转还是激进慷慨,用对时,则为良方,用错时,都是足以致命的武器,而其中平衡的度,则着实需要用者亲自掂量才可拿捏得当。李密庵在《半半歌》中曾言:“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酒至微醺,花开半朵,是恰到好处的趣味,道破了人生交际处世的真谛。林语堂先生亦评此诗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曾国藩传奇一生 曾国藩传经典 篇二严以知己,勤俭克己,以身作则,深思熟虑
------读《曾国藩》有感
曾国藩对很多人来说,有很大的魅力,百年来中国历史上众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对他顶礼膜拜,毛泽东说:"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说"曾国藩修为可为世后法"毛蒋互为敌,为何同时赞赏曾国藩,这是因为他事功极大,政治手段极其高明,心性坚韧,曾国藩本是一代鸿儒,文官中的高官,后来由于形势所逼,不得以投笔从戎,招兵买马,建湘军平太平天国,创造了历史上文官带兵平天下的奇迹,扶大厦将倾,挽狂澜即倒.成为颓废晚清王朝一代中兴名臣!大变革的时代,激烈而尖锐的社会形势成就了曾国藩的不世之功,也锻造了他复杂的思想和性格.读完曾国藩的一些文藉,不关心政治的我,对于他的为官之道无多大兴趣,但是对于他的为人之道,为学之道,却是敬仰得无以复加.
治学严谨,善于学习,勤俭克己。
从功名仕途来说,曾国藩无疑是顺风顺水、平步青云的,令很多同时代的汉人甚至不少满人都望尘莫及,然而在这背后却包含了曾国藩常人无法想象的辛勤付出。同辈人中,幼时的曾国藩资质 ……此处隐藏4806个字……: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即对他那种坦荡畅怀的高情商心态的最好回应。曾国藩除了重视心态的培养外,其深悟“慎独”,他认为“君子慎独”,因此他的遗嘱四条里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慎独则心安”,把“慎独”作为人生四大金针之首度给自己的子孙,所以在我们所知的他的后人中,如曾纪泽等,皆是中国贡献极著之人,不能不说不受曾国藩“慎独”思想的影响。在曾国藩的情商策略中,他认为志为根基,智愚可炼,立志以德;仁德必需,“不仁者不可与久处约”,道之以德,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忠、信、笃、敬皆不可缺;性情、个性、性格皆是情商的重要特征,所以曾国藩相人之术大皆于此。
总之,曾国藩无疑是一位情商大师,情商,即是他的另一类重要战略。
其读书
从书生到将军,从侍郎到元帅,这都是曾国藩重视读书的结果。曾国藩虽是科举出身,但其能超脱当时观念,经过保守派重重阻隔,最终绵创办洋务,为振兴民族而努力,这也是他入书而出之道。曾国藩读书既深涉《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肌理,又尤推崇《资治通鉴》等治国名著,最值得提及的是,他与时俱进,对翻译西洋书籍尤为重视,他希望通过翻译西方有用之书,使自己有生之年能了解西方。他的儿子曾纪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他的另一个儿子曾纪鸿则对西方科技兴趣极浓,自学英语,卓然而成一代数学大家。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位典型的“中外合资”的思想集成者,这些皆可归功于他重视读书,重视吸收不同类型与文化的书籍的精华的结果,这也是他后期主办洋务运动而对中国的近代化贡献勋著奠定基础。他说:“成大事者,必先读书;读书是夺天下人之心,为我所用。”⑤所以,从曾国藩关于读书的经历,我们是否有所感悟呢?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识人用人
前面说曾国藩是个不会做官的人,是指其格物致诚的修养。事实上,曾国藩的领导艺术却令很多领导者崇拜之至,其一便是他的识人有术,用人有方,这也是被视为领导者必备的优秀素质。曾国藩的领导艺术最高境界远不止于此,他的培养和造就人才,导致他的幕府人才之盛,无人能比;他知人之明,也无人敢异。他曾给他九弟写信道:“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⑥他在日记中也写道:“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是治事的前提,也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因此,在后来容闳请求派幼童出国留学时,曾国藩立即赞成,并约李鸿章一同上奏朝廷,促成此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并成立了专门负责此事的
机关。可见,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始终一贯,目的也是为了治事。他不拘一格选才,他说:“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折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这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⑦这就是为什么湘军卓然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山的罕见景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对外——和戎自强
中国文化史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宋代以来,凡“和”之人,往往被骂为妥协投降、汉奸、卖国贼;而只要为主“战”之人,便会被视为英雄、爱者国。
晚清的政坛,自始就脱不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交锋。曾国藩即属于人们所谓的“主和派”,因此,他同样未能逃脱汉奸、卖国贼的称号。而实际呢?
曾国藩的一生中,对外关系里,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为天津教案的处理;一为洋务运动的创办。
对于当时的清廷政府,如蒋介石所言:“能战而不战,政府之罪也;不能战而战,亦政府之罪也。⑧正是这咱心态,对于天津教案处置,无论是当时的舆论还是后世的学者都因之归咎于曾国藩惧洋媚外,因此,不惜加于卖国贼之名于曾国藩身上。然而,凭心而论,不管是以当时曾国藩的处境,还是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曾国藩都称得上是民族的良心。对于天津教案,其虽以“和”处之,但于民于国皆是情理于深。“我若与他开衅,他便数十国联成一气。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其又提醒当局道:“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打仗,也须练兵防他”。⑨他的这些和、战两手都抓的措施,既起到震摄洋人的作用,又为谈判提供了必需的筹码。其在此案的处理上,应该说尽到一个中国人职责,说他曲意求和,残民媚敌也是无端之辞,诛心之论,若曾国藩主战,于他个人而言顶多就不过因战败而获得免职,却能赢得一个让社会舆论与后世德治的爱国名声,但最终受损害的却是国家的利益。这是在一个缺乏国力做后盾的情况下的必然结果。天津教案的处理,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操劳的爱国情怀。所以,我们不能盲目肯定他人所做的一切,亦也不能盲目否认他人所做的一切。我们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曾国藩的洋务,首先是其师夷智以制夷,“智”而非“技”,所以他是在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之士的“师夷技以制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指出: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本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具体来说,就是以礼来恢复国人的自信,坚守礼教,内部团结一致,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洋人即无隙可乘。其二,曾国藩指出:“师夷长技,夺其所恃。”这正是其积极提倡洋务的核心所在。他对危机的认识远高于国内同识。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兵工厂。想到办洋务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1870年,曾国藩召见中国最早留美归国人士容闳,商量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事宜。后来,在这些留学中,如詹天佑、邝荣光、梁敦彦等科技专家为近代中国科技作出巨大的贡献。
曾国藩既是洋务运动的提倡主办者,其本人还亲自参与一些具体机器的生产实践;他同时设立翻译馆和印书处,为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减少了文字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大大影响了近代思想界,给国人带来了世界观的改变。
曾国藩既能发先圣先王之义蕴,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⑩,他的人格的修养、道德自有特殊的造诣,绝非一般史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绝非能以洋务或“主战”与“主和”这词以蔽之;对于曾国藩本人,不能以流俗这评论之,更不能以诸如天津教案等的处置的舆论而足之蹈之;评判曾国藩,也许未来,会朝着我们的讨论不一样方向与角度进程;但是,历史,都会在今天客观地存在;今天,也会成为未来历史的客观存在;历史,因客观而存在!
参考文献:
① 黎庶昌著,《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 ② 何贻焜著,《曾国藩评传》,新文丰出版公司,1937年 ③ 赵烈文著,《能静居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 ④ 唐浩明著,《曾国藩》三卷,岳麓书社,1990年 ⑤ 《曾纪泽集》,岳麓书社,2005年 ⑥ 唐浩明著,《唐洗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 ⑦ 朱东安著,《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⑧ 彭国栋著,《蒋介石先生嘉言钞》,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⑨ 王继平李大剑主编,《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岳麓书社,2007年 ⑩ 刘绪义《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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